延續上篇「為何人會組成團體？團體必然履行其功能嗎？」所討論Olson的集體行動理論，除了挑戰團體為何組成，另外一件Olson說明者即「團體的規模」（group size）很重要。聰明的讀者一定知道：小團體比大團體好，此係立基於小團體要進行集體行動比大團體容易。但Olson是如何證成此事？
首先他（Olson，1971：53-54）引用另外一位學者John James，他研究美國國會及其委員會的運作情況，發現實際進行立法權工作的團體是小團體；另外一位學者A. Paul Hare在控制實驗下對照兩個團體的運作，一個團體有5位男性，另一個團體有12位男性，結果發現5人團體運作績效遠比12人團體好。接下來，Olson（1971：55）以合作關係夥伴（partnership）數量為案例說明：如果合作夥伴數量太多，單獨合夥人會發現他的貢獻並不會對結果有多影響，不論他付出的多或少，他仍期待可以獲得如「事先預期」（prearranged）的利益；假若合作夥伴數量增加，每位合夥人為集體財付出努力的誘因將降低。
因此，公共財的特性不論是大團體或小團體皆須面對的狀況，對於Olson而言，公共財的特性影響大團體更多，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團體規模大，意即大團體裡有較多理性自利的個人，要如何防止他們搭便車，並且從事集體行動，遠比小團體更為困難。至於解決搭便車問題的解方，Olson提出了「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作為解決方式，其定義以及作用就不再贅述，惟選擇性誘因亦與小團體有關。
在經濟學途徑的引導下，所謂個人的獲利通常指向實質或是經濟上的利益，因此經濟及實質利益對於個人是最重要的？Olson並不這麼認為。他解釋到（Olson，1971：60-61），假若有個小團體，他們都是彼此相互認識的朋友，並且要從事集體行動追求集體財，此時若有人選擇搭便車，即使他能獲得經濟利益，但卻招致「社會損失」（social loss），此種社會性損失比起經濟利益更加嚴重；團體內的其他友人會利用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迫使搭便車者對集體財作出貢獻，或直接驅逐搭便車者。此種社會壓力在Olson的敘述下，能對個人的從事集體行動起到引導作用，亦即所謂的「社會制裁」（social sanction）與「社會獎勵」（social reward）是針對個人的、非集體財貨，屬於選擇性誘因。有些人認為誘因一定要是金錢上的（monetary），Olson認為此種社會誘因反能使分析更為確實。
為何前述的選擇性誘因與小團體有關呢？前述所舉案例的前提是小團體，而且彼此間相互認識，這也是彼此能形成社會壓力的前提。Olson（1971：62）認為，社會壓力與社會誘因「僅能」（only）在小團體間運作，因為團體間的每個人必須面對面的接觸。假若為大團體，成員間互相不認識，個人的所作所為與其他成員關係甚微，因此搭便車行為就不會成為對其社會地位影響的因素。但Olson（1971：63）也提出一個社會誘因能在大團體運作的例外－聯邦團體（federal group），因為大團體是由許多小團體所組成，中央組織即可透過社會性誘因引導小團體們對集體財的提供一起努力。
以上對選擇性誘因的內容依據原典內容進行補充，雖然Olson是採用經濟學途徑進行個人行為與團體行為的研究分析，但並不代表他完全忽略社會規則造成的影響力，同時也提醒讀者，各種研究途徑不能避免遇到「制度」的因素，對於制度最好的理解方式係採取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定義。最後，讀者經由前一篇與此篇對於集體行動的說明，應該可理解「為何許多國考線上讀書會，尤其是網路號召的line群組」，最終會流於失敗或殭屍群組。每位理性自利的考生在群組內都會預期能得到一些利益，但是當他發現能不付出就獲得利益的時，那他將會失去付出努力的誘因，但卻持續獲得集體財；又其他提供集體財的人，發現他提供集體財的邊際效益不斷遞減，那麼這位曾經的企業家最終也會停止提供。吾人並非暗指：「一切自己讀最實在」，惟若欲組成團體，依據Olson給的啟示，「面對面的小團體」應為可行方式。
- 參考文獻：
- 王業立（2021）。政治學與臺灣政治（二版）。雙葉。
- Olson, Mancur, Jr. (198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MA: Harvard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