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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政治公行好初錫歷期新冠肺炎 呼喚「重返國家」,鮮時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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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新冠肺炎 呼喚「重返國家」,鮮時事評析
作者
蘇世岳
說明
發佈時間:20200512

「重返國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這個概念,同時見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與國內政治研究的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在上個(廿)世紀五零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盛極一時,「國家」(state)地位被相對貶抑,惟自八十年代起,對於國家的關注再度油然而生。2019年末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席捲全球,暴露了全球化下全球治理與全球公民社會的形成,依舊仍處於起步階段,相較而言,「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高的國家,防疫措施則往往較為成功。對於「國家」的關注,美國哈佛大學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 Fukuyama)可謂是其中的翹楚,其所提出的「政府建立」(state-building)理念,可為形塑一個強大的「政府」夯實理論的基礎。

台灣政治學的主流是「美式」政治學,深受美國政治學界研究趨向的影響。二戰後的美國政治學界,對於「國家」這個概念是有質疑的,學術上的理由是,當時受到整個社會科學界「一般系統」運動的影響,許多學界大老,力主以「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來取代「國家」這概念:這不但符合政治學「科學化」的要求,也與英美資本主義貶抑國家角色,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擴張國家地位,形成「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的反彈不無關聯。之後,1980年代英國鐵娘子柴契爾(M. Thatcher)倡導的新右派(New Right),以及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雷根主義(Reaganism),熱情擁護「市場」,國家地位持續不振,可見一斑。

但是,「國家」真的一無是處嗎?2004年福山出版《政府建立》(State Building,中文譯本翻成《強國論》似誤讀福山的原意,圖1.0)一書,就是要為國家洗刷冤名。做為哈佛大學杭廷頓(S. Huntington)教授的得意門生,福山認為許多貧窮國家未能建立良善的「政治秩序」,並非政府太強大,而是太孱弱,需要「state- building」。福山指出,政府可以扮演許多功能(參見圖1.1),但並非每個國家都有能力落實,因為這涉及到國家體制的力量,我們把前者做為X軸,後者做為Y軸,可以得到四個象限(圖1.3),由此可以發現,已開發工業化國家,多處於第一象限,而發展中國家則位於第四象限(圖1.4)。福山認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基於「華盛頓共識」所推動的改革,原本最佳的進程是路徑I,但改革的結果卻走向路徑II(圖1.6),由此埋下「失敗國家」的危機。簡單來說,福山以為,國家體制力量的強化,才是當務之急,而不是糾纏於國家體制的功能範圍。

借用福山的論點,初步觀察這一次主要國家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成效。吾人可以發現,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起,主要國家(包括美、英、日等國)的政府職能被大量縮減(亦即從X軸的右端,向左端移動),「新政府運動」下的「小而美政府」被奉為圭臬,也就是在圖1.6的改革路徑上,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原應向第一象限左上方移動,然而政策落實結果則是,包括美國、英國和日本諸先進工業化國家,大量裁減對公共衛生的預算支出,「醫療委外」的結果,造成中下層民眾大量曝險於傳染病的危機中,醫療資源的缺乏使得這些先進工業化國家,在這一波的疫情流行中,造成龐大的死亡人數。檢討來看,改革的路徑並非朝向第一象限的左上方,而是由第一象限朝向第三象限的左下方發展,不但政府職能縮減,而且國家因應危機的能力也被嚴重衝擊。

必須說明的是,福山在該書中還提及「nation-building」,可譯為「國家重建」,例如反恐戰爭後,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在政權更替後,所推動的大規模制度替換,這與state-building的概念差異需要特別留意。新國家主義雖然最早來自於「發展型國家」的成功經驗,但透過福山的延伸,無疑也為這理論潤色不少。現階段來看,這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重創全球化的進程,也為「重返國家」揭開新的序幕。

延伸學習
關鍵詞
新冠肺炎、重返國家、國家自主性
刊名
政治公行好初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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