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政治公行好初錫 歷期大灣區近了,一制還會遠嗎?鮮時事評析
篇名
大灣區近了,一制還會遠嗎?鮮時事評析
作者
蘇世岳
說明
發佈時間:20190924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國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 以下簡稱大灣區規劃 ) ,正式將港澳兩地區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拉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於北京政府而言,大灣區的規劃不但要理順珠三角地區,多城市間資源重置或錯置的發展脈絡,也要進一步夯實與豐富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的實踐經驗。因此,大灣區規劃並非單純的經濟整合與城市群開發議題,也是「新時代」習近平政權下「四個自信」 (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 ) 的另項展現。大灣區的落實究竟將鞏固「一國原則」,又或者將深化「兩制差異」,台灣顯然無法輕鬆置身事外。

首先,大灣區規劃是習近平主席百年大計的難中之難。大灣區的構想雖然來自紐約、舊金山與東京灣區,但其困難與複雜度卻遠甚於此,相對於習近平主席就任以來所著意關注的幾項大型開發案,包括雄安新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以及海南自貿區等,大灣區存在著 「 一二三三」的結構現實。所謂的 「 一二三三」是指,一個中國、兩種制度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 、三個關稅區 ( 中國、香港和澳門 ) 以及三種法制 ( 中國的共產法治、香港的普通法與澳門的大陸法系 ) ,未來在逐步落實的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爭端,目前僅在國務院設有 「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做為協調折衷的機構,但這是否有能力處理,在整合過程中自然產生 「 落敗者」的不滿,將再一次拉鋸中國中央高度管治權與港澳自治權的對立。

其次,大灣區規劃最大的亮點是落實「人與訊息的自由移動」和 「 標準的看齊」。事實上,港澳地區與大陸地區的經濟整合早已經啟動多年,以香港為例,藉由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 ,香港與中國內地已經基本實現貨物與服務貿易的自由化,而藉由 「 深港通」、 「 滬港通」,以及做為人民幣海外交易的中心,香港和中國內地間的資金流動也有一定的基礎。因此,大灣區的終極目標是將目前的九市二區 ( 包括廣州、東莞、深 圳 、惠州、佛山、中山、珠海、肇慶和江門九市,以及港澳兩區 ) 「同城化」,相互吸納成為一個特大城市群,讓灣區人民在就學、就業、工作、創業、生活諸方面可以融為一體,具體措施例如「一試三證」 ( 即通過一次考試即可取得陸港澳三地的認證 ) 、取消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等;除此之外,中國內地和港澳間因為發展層次不一,自然形成的各種標準差異,例如檢疫、環保等規範,也將逐步看齊。簡言之,兩區與九市將逐步的達成 「 一制化」。

最後, 「 大灣區人」意識或將激發身份認同的重塑。歷經香港雨傘革命,困擾北京政府落實國家整合的最大阻礙,來自於香港在地的認同意識:究竟回歸後的 「 香港人」是不是直接等同於 「 中國人」,成為香港內部以及香港與中國內地間最大的爭點。長期以來,北京政府試圖透過廿三條立法、香港教科書的審查、國旗國歌法的制定等,試圖將大一統的中國意識強加於香港人腦中,不料卻激發香港本土的獨立情緒與懷殖氛圍。顯然,中國的富與強並不必然促成港澳人民的「中國情」。大灣區的規劃發展提供了另一種想像可能,也就是從 「 香港人、澳門人」到 「 中國人」的過程中,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種過渡性的身份認同:大灣區人。大灣區人既是中國人,也可以彈性的解釋成不是中國人,這種模糊性所具有的包容性,是否會進一步壓縮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所冀求的國家想像,恐將成為大灣區規劃下意料外的發展。

「 一國兩制」的大灣區規劃對台灣的啟發是甚麼?依據國內不同機構、不同時段的調查顯示,一國兩制在台灣並沒有太多的政治市場。事實上,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並非抵制兩制,因為現行台灣和中國現實上就是施行兩種制度,現階段大多數台灣人民反抗的是 「 一國」這個概念。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構想卻透露出, 「 一國」和 「 兩制」間,可能透過某種經濟整合與人民需求的推動,自然地由 「 兩制」向 「 一制」演進,最終促成 「 一制一國」的結果。倘若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所擘劃的 「 台灣方案」內容,當前陷於兩岸是否要簽訂和平協議的國內政局,或將冷靜思考重新思索兩岸發展的新可能。

延伸學習
關鍵詞
大灣區、大灣區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刊名
政治公行好初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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