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國際社會基於「內政不干涉」、「不使用武力」等原則，反對出於任何理由進行對主權國家的武力干涉。直至後冷戰時期隨著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呼聲四起，國際社會的人道干預才逐漸為主要國家以及聯合國所接受，包括在伊拉克北境設立庫德族的安全區、禁飛區，聯合國和美國在索馬利亞的干涉行動，對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的反思，以及透過空襲針對波士尼亞和科索沃所進行的干預，在在使得1990年代有時即被視為是人道干涉的「黃金時代」。
然而，對於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內部衝突或者兩個國家間的衝突，為何國際社會要介入呢？學者曾以火災為例提出質疑。這個例子指出，如果建築物正在熊熊燃燒，還有人困在裡面，消防隊員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救他們出來，這是消防隊員的職責。可是，如果著火的建築物不是我們的，困在火裡的也不是我們的同胞，為什麼我們應派自己的消防隊員去冒險呢？對於這樣的質疑，支持人道干預的人士，主要提出三個必須進行干預的理由：- 如同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者主張的，人道考量通常與國家利益考量相重疊。例如，美國干預海地是因為地緣因素，部分干預的動機是出於避免海地崩潰將導致大規模的難民湧入美國，因此干預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
- 在新聞、資訊傳播迅速的全球化時代，當人道危機爆發時，民主政府往往面臨公眾要求採取行動的壓力，尤其是「不干預」未能阻止盧安達的種族大屠殺，這就使得人道干預成為民主國家回應國內民眾要求的行動，體現的是民主政治的真諦。
- 一個主權國家之所以應該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乃在於其具有正當性的基礎。然而，一個涉及踐踏人權的政府違背了它存在的宗旨，此時它不僅喪失國內也喪失國際上的正當性基礎，在這種狀況下，只要干涉的程度與它計劃要採行的惡行成恰當的比例，外國軍隊在道德上就有權幫助難民推翻獨裁者。
必須要注意到的是，當人道干預結合新型戰爭(恐怖主義或跨國恐怖主義)而採取「預防性戰爭」時，這將使得國際社會人道干預的道德基礎並不那麼令人信服。所謂「預防性戰爭」是指在對立的國際情勢下，在敵人尚未展現實質威脅時，為了避免一但戰爭爆發己方將處於劣勢，因而提前發動對敵人的戰爭。這種「先下手為強」的作為，很可能建立在根本不存在的威脅上，一般以為這將使其缺乏正義戰爭的基礎，從而使得「預防性戰爭」從未獲得國際法以及正義戰爭理論者的廣泛支持。
依照前述標準，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發動的戰爭，就很難被歸諸於人道干預的案例。這是因為在這兩起事件中，「自衛」是採行軍事行動最主要的理由，目的是防止「未來的九一一」重演，而不是「未來的盧安達」。更何況，在美國強行軍事介入後，「戰後正義」從未真正的來臨，包括阿富汗與伊拉克都陷入失敗國家的情境中，這就更讓人對美國的介入干預懷持質疑甚至反對的立場，因為人道干涉已經淪為強國對付弱國採取武力行動的藉口。即使如此，仍有學者為這樣的預防性戰爭辯護，他們提出，如果有針對大屠殺清晰的證據存在，進行人道干涉的國家或國際社會就不必要等到屠殺開始之後才行動，針對這樣的辯護，反對者則進一步反問，這些「清晰的證據」又要如何獲得確認呢？
綜言之，人道干預並不是主張國家主權的至高性應當被拋棄，而是當主權與人權面臨衝突時，「主權」不應該成為阻擋國際社會介入的藉口。然而，要賦予人道干涉十足的道德基礎卻也並非是一件易事，這也就是為何當國際社會面對恐怖主義或跨國恐怖主義的暴行時，無法團結一致採行共同行動的主要緣由。在這兩難的困境中，以前述火災為例，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主張：如果這場火災是蓄意造成的，目的就在殺人，這時候介入干預就有其正義的基礎。即使如此，這大致也僅符合開戰正義的需求，但卻不一定能吻合作戰正義與戰後正義的要求。
相關考題：108原民三等、111身障三等
搭配教材章節：蘇世岳編《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23年，第16章。
延伸閱讀文獻：Wheeler, N. J. 2011. 《拯救陌生人：國際社會中的人道主義干涉》(Sav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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