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過往對於派系（faction）的定義植基於田野調查後所進行的歸納，亦有學者試著定下能放諸四海皆準的高度抽象定義。就後者而言，目前仍然難見如此定義的出現，惟觀察我國學界對於「地方派系」或「派系政治」豐富的研究，得歸納出具有本土性質之定義。對於派系的定義涉及學者的研究途徑不同而有所差異，吳重禮（2002a）指出學界對於地方派系的研究植基於兩種途徑：「經濟學研究途徑」與「社會學研究途徑」。
經濟學途徑試圖建立較為抽象的定義，其多引用Carl H. Land’e對於派系的定義，即「二元非正式組織群體」（dyadic non-corporate group）（陳明通，1995；陳東升，1995），指稱的是兩個個人之間，以交換恩惠（favor）及提供即時需求（need）為目的的自願性協議。所謂的兩個人的關係強調的是一種直接、面對面及有意識接觸所建立者，且在交換的過程必須符合隱密性的需求，亦由於此種限制，二元聯盟發展出的派系組織、活動空間與協調溝通對象都有其限制（陳明通，1995：13）。二元非正式聯盟可分為水平式與垂直式，前者如商場上二人結盟互惠之關係，是基於雙方平等的地位進行交換；後者則較符合地方派系運作中的定義。蓋地方政治中所結盟的兩人，在社會地位、權力或是資源並不均等，因而在聯盟關係中有上下之分，居於上位者稱為「酬庸者／恩庇者」（patron），居於弱勢位者係「跟隨者／侍從者」（client），此種關係即「侍從主義」（clientelism）（吳重禮，2002a：84）。恩庇者與侍從者形成「保護－追隨連結」（patron-client tie）（陳明通，1995：16），即強調雙方間「利益交換」為目的與「交換義務」必須履行，但最為普遍的情況是：恩庇者擁有決定雙方如何互動與合作的支配性權力（吳重禮，2002a：85）。
社會學研究途徑則是從人際網絡關係進行研究，試圖建立實用性較高之定義。基於人際網絡觀點的分析，焦點在於人際之間的血緣、地緣、語緣、姻緣、教育背景、職業關係…等之結合基礎，如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的結合即屬之。但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發展，社經結構變遷，派系規模逐漸擴大，地方派系導入功利性結合型態（吳重禮，2002a：86）。初級團體關係已經不敷使用，形成更多產業、職業、自願性會社等次級團體（secondary group），藉以強化聯盟關係，但由初級團體發展而成的次級團體會透過初級團體關係強化（陳明通，1995：15）。
由前述兩種研究途徑的定義可勾勒出關於地方派系的輪廓，惟須注意者係，兩種研究途徑之定義非涇渭分明、互相排斥，在地方派系的實際運作中，往往是兩種途徑相互交織，這反映出地方派系複雜的本質。例如陳明通（1995）說明，聯盟的形成目的是利益交換，因此交換義務的履行非常重要，但其並非法律所管轄之範圍，因此強化的機制落在政治、社會和文化系統。兩種途徑的結合解釋方能理解實際地方派系運作的狀況，然而此種作法雖具有解釋力，但僅限於該時空環境下的情況，若未來時空環境與社經結構再次變遷，前述定義的解釋力將下降。如我國近年來對於「地方派系」研究較為稀少，多數文獻集中於2010年以前，我國嗣後地方自治制度大變革－兩都轉變為六都之後的地方派系運作情況，僅有少數文獻做個案研究（黃信達，2011；陳麗雅、王業立，2014；黃信達，2015；王宏忠、楊凌竹、吳建忠，2016），仍缺乏系統性的研究及解釋。惟，過往的地方派系文獻仍可提供我們對於地方派系基礎的理解。
- 參考資料：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月旦。
-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分析。巨流。
- 吳重禮（2002a）。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文獻的爭議：美國「機器政治」分析途徑的啟示。政治科學論叢，17，81-106。
- 黃信達（2011）。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後地方派系與政黨關係初探。政治與政策，1(2)，91-140。
───（2015）。臺灣選民對地方派系政治形象初探－以2010年臺中市選舉個案研究。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2(2)，1-19。 - 陳麗雅、王業立（2014）。縣市合併後低方議會次級團體之運作：以臺中市議會為例（2010-2014）。政治科學論叢，67，51-90。
- 王宏忠、楊凌竹、吳建忠（2016）。臺灣民眾知地方派系評價及其政治影響－以2014年直轄市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13(2)，93-133。
- 方彥鈞（2023）。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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