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寫論正單元
- 題目
- 政治學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在1950至1960年代蔚為風潮,請說明政治學行為主義的特徵,以及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對其批評?
(109調特四等)
-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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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是兩個考古題的結合。第一子題在97年普考、109年身障三等出過題;第二子題則出現在104年原民四等考試。近幾年筆者不斷在課堂上提醒考生,掌握政治學不同研究途徑是讀好政治學的基本要訣之一。特別是這幾年的考試,有關新制度論考題一度相當熱門。預料有遵循我們提醒準備的考生,這一題答來應該是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一般程度的考生拿下基本分數15分應該不成問題,要拿到高分脫穎而出則必須寫滿兩面,以豐富的內容可得到二十分以上的高分。
- 難度
- ★★★☆☆
- 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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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主義和後行為主義在政治學上的應用,有認真準備的考生應該都不陌生,但切忌字裡行間顯露出太多「扣分點」,下筆時有疑慮的地方寧可省略。
- 後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的批評,也是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特徵。因此,不要因為題目改個字詞就以為是全新的題目。
- 行為主義和後行為主義彼此間是有「對話」,行文時要彼此扣緊,不可「各說各話」。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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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世岳《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20年,頁2-8~2-11。
- 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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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題部分,可以先略述政治學科的發展歷史,由此帶出行為主義政治學和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辯論。
- 正文部分依照題意分成兩個段落,避免閱卷者在茫茫自海中找答案,爭取印象分數。
- 結語部分可以略述行為主義和後行為主義對於政治學發展的貢獻。
- 參考詳解
- 自1880年政治學系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起,雖然沒有精確年代劃分,但大多數政治學者都能同意,當代政治學發展大致可以二次世界大戰為界,主要分成兩個時期。就地域來看,二戰前政治學主要發展重心在歐陸;二戰後以美國為重鎮的政治學興起;就研究途徑而言,二戰前政治學主要遵循傳統研究途徑(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而二戰後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研究途徑則成為主流。因此,吾人可據此將政治學發展分成前後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傳統政治學時期;第二個時期則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時期,而行為主義政治學在1970年代出現研究方向上的小修正產生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政治學。以下,吾人即針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特徵,以及後行為主義對其批評,論述如下:
- (一)行為主義政治學特徵
受到行為主義影響的政治學,是以經驗性(empirical)分析、實然(what is)面做為研究重點的政治學。他們不再重視國家或憲法等正式制度,而是轉向研究人的實際政治行為並擴及到非正式制度(如政黨、利益團體等),尤其是可以量化、進行統計研究的投票、選舉或立法行為等成為最主要研究課題。總體而言,行為主義政治學者的研究目標即是要將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其特徵包括:- 經驗性(empirical)。政治學知識必須建立在感官經驗基礎上,因此行為主義關注政治行為者的行為,注重經驗性。
- 嚴格區分「事實」(facts)與「價值」(values)。政治學要處理的範疇是「事實」而非「價值」。
- 價值中立(value free)。政治學知識必須具客觀性與可靠性,研究者不應將其個人價值與偏見帶入研究過程中。
- 量化(quantitative)。行為主義者強調要用嚴謹科學方法研究政治現象,而量化是讓政治研究科學化的重要方法,因此包括問卷、訪談、抽樣(sampling)和模型等,大量出現於政治學研究中,統計技術的運用也成為重要方法。
- 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行為主義斷然拒絕法律和制度的研究途徑,不同於過去從集體政治行動者的角度切入分析政治,行為主義政治學將研究層次擺放在個體上採取「方法論的個體主義」。
- 累積性。政治科學的知識具有累積性,猶如疊積木(building-block),一層的知識是建立在另一層知識的基礎上。
- 規則性(regularity)。政治學研究目標是建立通則(formulation of generalization),找出行為規律性以發展出有系統的政治知識。
- 系統化。政治學者在建構新理論時,應考慮如何和既有理論建立關聯性。
- 漸進性。政治科學發展是漸進式成長(incremental progress)。
- 科際整合(integration)。強調社會科學的統一,行為主義政治學因此大量採用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資料與研究方法用以解釋行為,並深信對於人行為的共同研究,最終將促使社會科學統一。
- (二)後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的批評
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出現批判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是靜態與保守的,充滿研究者的價值選擇,對於身邊迫切難題卻無法提出有效對應,並且往往以美國政治發展現狀作為評價基礎,這種對於現狀的偏好,也忽略改變的可能性,由此所產生後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批評,主要有以下四項:- 不以追求價值中立為目標。政治學研究不可能達到價值中立,因為人類受文化、教育、現存社會權力結構等因素影響,對事物是有其思想與判斷,所以要完全排除價值觀念的影響是很困難的;反言之,他們甚至進一步提出規範的價值應該被重新看待。
- 量、質性研究方法並用。強調研究實質的內涵(substance)比研究技術重要,行為主義時期過度注重量化與統計,使得研究主題過於窄化與瑣碎,侷限在可直接觀察現象,反而忽略政治現象原因和影響。因此,基於不同的研究議題,後行為主義學者認為,可以選擇量化研究方法,也能選擇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甚至可以結合量化與質化進行整合性研究。
- 反對孤注於找尋人類行為的規律。因為人類的行為是由太多、太複雜的變數所組成,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我們不可能發現任何類似定理的規則。
- 政治學者應對實際政治有更多關懷和行動,要與社會發展實際相結合,對實務政策走向提供建言,不應迴避社會改革議題。
- 行為主義引入政治學為政治學的發展提供顯著貢獻,駁倒一些長期存在卻未受檢驗的假設,給予政治研究實證的基礎,有助於了解實際政治體系的運作,特別是在投票行為的研究上更是成果斐然;另一方面,後行為主義時期政治學的新興研究途徑內容非常多樣,並且經常結合行為與制度的研究,同時包含量化與質化分析。後行為主義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新研究途徑,一個是「理性抉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另一個則是「新制度研究途徑」(new institutionalism,或稱「新制度論」),成為迄今政治學研究者主要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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