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預言自由民主終將贏來最後的勝利，從而將福山推上學術輿論的巔峰。然而邁入廿一世紀，伴隨著非西方世界的興起，一連串的民主衰退卻重重打擊了福山的核心論點，究竟福山如何看待解釋架構與現實政治演變間的落差呢？

這就是這本訪談錄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Conversations with Francis Fukuyama(2021)誕生的背景。訪談人Mathilde Fastin是挪威學者，訪談的對象正是提出歷史終結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整本訪談錄有以下五個重點：

首先，福山對於自由民主仍然保持樂觀嗎？福山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民主確實帶來繁榮，也提供可問責的機制，而且這是人們想要的東西。」(頁36)然而，早先福山沒有預料到的是1989年起的政治轉變，福山說：「這個根本性的轉變是，世界政治的全球軸線漸漸不再是由左派與右派根據意識型態經驗來定義」(頁44)，「我們現在越來越處在一個由身份認同的軸線所定義的世界」(頁45)。

其次，這種身份認同政治是和民粹主義一起出現的。廿一世紀的民粹主義「對制度的信任感廣泛流失」(頁51)其中即包括自由民主制度。民粹主義的再興，與冷戰後新自由主義形塑全球經濟所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有關(頁53-58)。民粹主義造成政治兩極化發展使民主政治體制停擺，甚至這些民粹式領袖還有意、無意地破壞法治與憲政，這使得這些民粹主義高漲的民主國家「不想要自由主義，只想要民主，也就是說不接受自由民主」，福山表示：「這些國家接受正當性必須來自人民的事實，但在這些國家裡，人民不希望有自由主義的秩序，也就是能確保權力制衡、多數尊重少數權利，以及公正地貫徹法律的自由秩序」(頁62-76)。

第三，美國不再承擔推動自由民主的角色。這雖然明顯出現在川普執政時期，但福山認為這其實是一個長期演變過程的結果，冷戰結束時「美國當時是一個霸權領導者，而且在1989年到2008年的這二十年期間，美國並沒有善盡它的許多責任」(頁93)。放眼全球，美國推卸了它的國際責任，惟崛起的中國，福山認為其也不會是夠份量的國際體系領導者(頁93)，因為中國模式是難以出口的(頁274)。

第四，資訊的力量被民主的敵人挪為己用。資訊科技對民主有好處，這使得專制領導人對此非常害怕，但如今「中國人已經想出如何從根本上控制他們的網際網路使用者，使他們不會威脅到政權，而俄羅斯人也找到辦法，來把網際網路變成他們可以用來對付地緣政治對手的武器」(頁100)。這就使得「巨大規模、威權政府以及技術可能性的結合有害於民主」(頁103)。

第五，對於歷史終結最嚴厲的挑戰來自文明間的衝突，包括伊斯蘭主義對於民主價值觀的挑戰。福山表示：「很顯然地，自由主義顯然並非一般普遍的價值，相反地，他們隨著時間在特定環境中發展起來」(頁292)。因此對於自由民主而言，民主並不成為問題，而是如何將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普及化，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

因此究竟對於福山來說什麼是「歷史的終結」？福山說：「我是在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意義上使用『歷史的終結』這個概念的。在這個意義上的『歷史』，其現代的同義詞是『發展』或『現代化』。歷史終結的問題並不是歷史的停止，而是現代化要走向何方的問題」(頁152)。在這個意義上，福山認為對於歷史終結最合理與最危險的批評並非來自左派而是右派，因為「右派正在慢慢發展一個觀點，即問題真的出在自由主義本身，他們不希望有一個開放與完全寬容的社會」(頁157)。就此福山再一次為自由民主鼓舞，他表示：「這個世界可能沒有那麼黑暗，因為我確實認為1989年的精神，那種對獨裁的反抗精神，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頁344)。

相關考題：112年政大政研所入學試題
搭配教材章節：蘇世岳編《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24年，第3、4、15章。
延伸閱讀文獻：法蘭西斯˙福山、馬蒂爾德˙法斯《歷史終結之後：法蘭西斯．福山訪談集》，台北：開學文化，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