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詞在上(廿)世紀約八十年代由政治社會學家Robert Putnam引進政治學界後帶起一陣旋風。事實上，在廿世紀初社會資本首度被提出後，社會學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並未繼續發展這一概念，¹因此R. Putnam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是成了復興「社會資本」這概念的關鍵學者。之後，其他政治學者也相繼運用「社會資本」於不同的政治現象解釋上，其中以《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享譽政治學界的美籍政治學者福山則以其用來解釋人類歷史上第二次社會價值「大斷裂」(the great disruption)²後政治秩序的形成。

依照福山的簡潔界定，所謂的社會資本是指「一個社會的共有價值」，是「促使團體成員合作的共通價值或非正式規範」。相較於實體資本(土地、建物、機器等)與人力資本(技術與知識等)，社會資本同樣能創造財富，是現代社會所有合作行為(例如企業經營、遊說國會等)不可或缺的要素。福山以為，當人們願意自願犧牲個人自由而遵循合作規範，彼此溝通協調，結果往往使個人的力量因團隊的成就而得以擴大。誠實、互惠、守信等社會美德，不只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同時也具有經濟上的效益，有助於團體共同目標的達成，這是因為當團體成員預期其他成員的行為都是誠實可靠的，自然就能彼此信賴。

福山進一步指出，每一個社會都有社會資本，真正的差異應該是「互信範圍」(radius of trust)的大小。在任何社會，家庭顯然是社會資本最重要的來源，但不同國家家庭的凝聚力大小有異，甚至我們還發現，社會生活中的信賴與互惠規範在家庭內外的強弱似乎是呈反比的：內強則外弱，反之亦然。例如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家庭凝聚力強，但不易信任陌生人，公共領域的誠實與合作程度顯得較低，結果促成派閥、貪污、腐敗盛行。

甚至福山還認為，近年來「社會資本」一詞的廣泛使用，很可能是社會學界和經濟學界都不願意見到的現象。對社會學者而言，這代表社會科學領域中又有一部分被經濟學佔領；但對經濟學家而言，社會資本的問題在於它太模糊，模糊到難以測量。例如R. Putnam認為社會資本的高低和民主治理績效有關，他的研究主要是基於對於社會團體的數量，以及民眾對這些團體的參與。但批評者質疑的是，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的社會資本一直在減少嗎？有學者甚至提出相反實證，認為美國社會中的團體數量以及參與率其實在增加中。兩者的對立很可能就是經濟學者所說，一個可以廣泛被接受的社會資本操作型定義究竟為何？

歸納而言，福山認為社會資本的測量，至少必須克服三項主要的難題：
第一，社會資本包含有質與量兩個層面。因此不能單只測量團體數目或者參加頻率，更精準的衡量應當將一個組織能夠發起的集體行為進行綜合考量，包括發起的困難度、組織的影響力、在困境中是否也能發揮影響力等。
第二，要處理經濟學家所謂的正面外部性(externality)，或稱為「信賴範圍」的問題。外部性是指一項活動對參與者之外的人所產生的利益或成本，利益即是正面，成本則是負面。基本上所有組織都需要社會資本才能運作，但有的組織其利益只有其成員才能享受(例如黑幫中成員的義氣)，信賴範圍可能遠遠不及於其他組織(例如公益團體)。
第三，則與負面外部性有關。有些組織大力宣揚對於非會員的不寬容、仇恨甚至採行暴力的態度，這些組織雖也有社會資本，但一個社會如果有太多這類組織社會恐難穩定，甚至危及民主，這是因為這類組織間彼此很難合作，往往因強烈的排他性而自絕於外在環境的變遷。

相關考題：108年普考、110年高考三級、113年調查局特考
搭配教材章節：蘇世岳編《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23年，第10章。
延伸閱讀文獻：福山《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台北：聯經，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