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考《政治學》已將美國前總統D. Trump視為「民粹式領袖」。2016年代表傳統上被視為是中、上階級政黨共和黨出征的「政治素人」D. Trump ，高舉「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旗幟，最終藉由「農業州、藍領、白人、工人、未受大學教育者」等中下階級，擊敗普獲高學歷、「成功人士」支持的民主黨候選人Hillary Clinton順利入主白宮。然而民粹化政治卻也進一步裂解美國的團結與族群關係。要如何解釋這顛覆我們傳統上對美國政治認識的發展呢？

M. Sandel 是當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領軍人物之一，其在2020年出版的這本新作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文書名譯為《成功的反思》，但就國考而言，原書名《功績的專制》應該較為妥切，但譯者將merit 譯為「功德」，我認為與原意稍有出入）試圖從一位政治哲學家的角度，提供另一種層面的觀察。

M. Sandel 認為促成美國政治「民粹化」發展的根源，來自於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偏差。新自由主義假設市場是公正的，我用一個簡潔公式來表達 M. Sandel的觀點，其以為在新自由主義下：成功=個人先天稟賦+個人後天的努力。簡言之，成功是個人奮鬥的綜合結果，由此帶來高收入、高社會地位等，雖然有助於激勵整體社會「向上流動」落實「美國夢」，但過度重視「功績」(merit)並將「高收入、高社會地位」視為「應得」(deservingness)將產生道德上的歧視，而這就是當今美國政治民粹化發展的原因。

M. Sandel 以為「功績的專制」將成敗歸諸於個人，會使得成功者產生傲慢，而讓落隊者產生屈辱。特別是美國的大學教育已淪為既有菁英的囊中物，不再是促成「向上流動」的機制時，最終使得落敗者成為「故土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弊端有二：

• 成功並不應完全歸諸個人。新自由主義者忽略，成功其實還有「機運」的因素，這種幸運或者說莫名的「垂憐」，不應歸於個人，這隱約透露出保守主義的色彩。
• 新自由主義偏向「結果論」。其由結果來判斷成敗，這就容易忽略結果的產出是一系列外在過程要素的影響。因此，M. Sandel 著重「過程論」認為不該忽略「社群」對一個人成敗的影響。

要如何從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轉向社群主義呢？M. Sandel 認為我們必須先接受有一個「美德」的存在，在這美德導引下才能達到「共善」（common good)。簡言之，社群主義者界定的成功，我將其概約為以下：成功=（個人先天稟賦+個人後天努力）+（機運+社群）。藉用M. Sandel 在書上結語提及的，將機會正義轉為「貢獻正義」，重新賦予「工作尊嚴」，才能再造「休戚與共」、「風雨同舟」的命運共同體。將工作尊嚴與共善連結，可以領導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金恩博士在一次對罷工清潔工人的演說中透露而出，金恩博士表示：

我們的社會終有一天會尊敬清潔工人。因為追根究柢，社會要生存下去，收垃圾的人就和醫師一樣重要。他不收垃圾，疾病便會四處蔓延。所有工作都有尊嚴。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把分配正義轉化為貢獻正義。分配正義剝奪了接受福利者的尊嚴，蔑視他們作為社會一份子所扮演的角色，而在道德上淪為被歧視的對象，成為社會團結分裂的來源。因此藉由美國參議員甘迺迪的話語透過「有尊嚴、收入體面的工作，讓人可以對家人、社會和國家說，尤其是對自己說，這個國家有我出的一份力，它的偉大成就有我的功勞」，這種貢獻正義將形成新的道德基礎。

M. Sandel 作為當代社群主義的先驅學者之一，長期以來提倡公共哲學，反映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時期，學者對於現實公共事務的關懷。社群主義先前重心更多在質疑現代自由主義中個人主義的偏差，例如對於J. Rawls 的批評即是顯例。而在這本新作中，M. Sandel. 將箭頭轉指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偏好造成的扭曲，從而為社群主義開創出新的論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