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

本文目的在利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佐以調查資料，探索台灣民眾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的分佈，進一步瞭解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不一：社會網絡數量對內在效能感、政治知識、政治參與具正相關；社會網絡類型則對民主支持度、內在效能感、政治參與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整體而言，社會信任無論在納入網絡數量或類型的模型中，皆對提昇民主支持度、外在政治效能感有正面助益。

【概念導引】

1. 政治文化研究在1960年代一度甚為風行，阿蒙(G. A. Almond)與佛巴(S. Verba)在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一書成為這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惟之後，政治文化的研究一度消沉，「社會資本」是新一代學者重新探討政治文化對民主政治影響的努力。
2. 在過去的國家考試中，「社會資本」只零星地以選擇題的形式出現，2019年在普考政治學中首度以申論題型出題。預料在未來其他的政治學考試中，社會資本將成為「黑馬」考題。

【關鍵重點】

1. 政治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保障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存續與否的公共財，主要在探討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尤其著重在社會資本對於維持民主政治體制的作用。
2. Putnam將社會資本概念引進政治學領域，認為社會資本不再是特定單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而是社會所擁有的公共財。Putnam定義社會資本係指，社會組織的特徵（features），例如：信任、規範與網絡，這些特徵可透過彼此的合作協調，提高社會效率（efficiency of society）」。簡言之，透過社會組織中的網絡、信任或規範，可以協調民眾彼此的行動，促進團體合作，提高社會效率。因此，經濟的發展或政治的民主是否得以成功，就與該國社會資本累積的程度密不可分。
3. Putnam發現，義大利北部城市因市民熱衷參與社團活動，所以社會充滿合作互信的風氣，地方政府無論是在財政預算的協調，或者社會福利、工農改革等議題的推動，皆較南部地區來得順暢與穩定；另一方面，Putnam以bowling alone 一詞隱喻美國社會資本的下降，指出1980至1993年之間，美國國內打保齡球的人口上升10%，然而保齡球社團的數目卻下降40%。此一事例顯示美國人的社團活動正急速降低，人際交往日益冷漠，代表社會資本正逐漸流失。Putnam認為，此一現象若持續惡化，恐有腐蝕美國傳統公民文化之虞。
4. 從本文分析可知，就台灣的案例而言，社會資本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應是利多於弊。儘管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網絡的比例仍占人口的少數，具社會信任的民眾也未過半，但是證據顯示，網絡與信任這兩項社會資本的要素，的確有利於大眾與民主政治相關的態度和行為。一旦民眾參與各類團體的動機能被鼓舞，社會信任得以被提昇，我國民主政治應較具正面發展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 林聰吉、楊湘齡，〈台灣社會資本的分布及其民主效果〉，《東吳政治學報》，2008年，第26卷，第2期，頁39-81。
• 蘇世岳，《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18年，第十章〈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