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參與政治事務已成當代民主的潮流，其背後支持的概念來自於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也是對代議民主過於強調菁英的特質，造成公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低落與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的反動。參與民主理論主張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之概念，即政治權力應盡可能在最低階層運作的信念（Heywood，2019/2020：129）。此觀點認為人民的政治參與不應侷限於國會、政黨等政治或非正式的政治組織，更應近一步普及到與人民日常生活有關的各種建制，諸如公司、學校、社區等，因為這些建制中仍存有權力關係而具有「政治性」。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擁有廣泛、直接且多元的參與機會，使代表各種利益的不同社會勢力均能參加決策，才能避免任何社會勢力居於絕對控制的地位，同時也有益於培養民主政治實踐所需具備的公民素養。此理論最激進的觀點來自於盧梭（Rousseau），他認為公民直接且持續參與塑造他們的社群生活時，他們才是自由的。他在《社會契約論》的主張如下：「英國人民相信自己本身是自由的，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當選舉完後，英國人民就被奴役且一無是處。在短暫片刻的自由中，當英國人民將選舉視為行使自由，他們將失去自由」（Heywood，2019/2020：127-128）。
有著理論的支持，公民參與當然不限選舉的政治事務，而是最為基層的公共事務決策，例如村里民大會、參與式預算、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等，這些都可以算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參與。然而公民參與過程中時常遇到公務員，他們通常扮演會議的主持者或監督者，對會議決議的內容提供法規與預算上的建議等，但兩者的衝突卻常在實務中顯現。
第一是兩者在專業知識上落差產生的衝突，此不僅涉及民眾對於當代日趨複雜社會議題的理解程度，也涉及對政治制度的熟悉程度。民眾面對會議中的官僚或專家學者，若缺乏上述兩種知識，在對話過程中可能喪失話語權，形成武器不對等的言談情境，甚至最終可能被民粹所煽動。
第二是官僚重視的行政效率通常被視為與公民參與衝突。官僚組織存在之目的在於效率處理日常行政業務，對於不懂議題和法規的民眾參與決策，通常視其為行政效率的絆腳石，因此許多行政機關抗拒公民參與。但丘昌泰（2022）認為讓公民參與於政策過程中，不僅能增加政策的正當性，更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因此，兩者實際上並非矛盾。
最後是線上民主與數位落差的問題（digital divide）。現在許多公民參與的程序改成線上方式辦理，包含會議日程公告、議程和決議，甚至是線上參與，這樣的設計固然是為了克服地域的限制，但卻也讓不熟悉使用電子設備者被排除在外，這就是數位落差。數位落差不僅體現在硬體上的設備缺乏或不足，另外則顯示在對於軟體或應用程式的操作困境，最終會影響民眾的參與意願。
- 參考資料：
- Heywood, Andrew（2020）。政治學（盛盈仙等譯；二版）。雙葉。（原著出版於2019）
- 丘昌泰（2022）。公共政策：基礎篇（六版）。巨流。
- 方彥鈞（2026）。公共政策。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