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題可說是109年高考相對較難的試題，原因在於題意並不是十分清楚。例如，時間點上談的究竟是全球化之前，或者是全球化之後？甚麼是「世界舞台」？這並非政治學常用語；而如果把題目中的影響力「面向」看成「原因」似乎也不妥，這種「語意模糊」真的會讓許多考生在第一時間有種「看不懂題目」的感覺。但就如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力，做為國考生當然也不能挑題目！

這一題測驗的其實是我們在申論寫作課程不斷強調的「答題技巧」。我們說，所有《政治學》申論題題目都必須加以解釋，這也是為何答題必須寫「前言」的原因，突破這點分數就掌握一半。其次，正文的部分，在109年考前課程以及講座中，我們也不斷提醒學員要注意「全球政治」的議題，因為A. Heywood的新書，在台灣出了第二版，為此我們在高點行政學院網站的「鮮時事評析」中，也提供兩篇與國際政治中國家角色相關的文章可供參考。整體而言，本題相對難度較高，因為它測驗的不只是考生的中文閱讀力，還有考生的答題技巧，預料一般程度考生得分很可能在15分以下，答題面向越完整、有體系者才有可能獲得高分。

• 本題最忌天馬行空，如報紙投書般的自我意見表達。我們要牢記，不管是《政治學》或《國際關係》都是一門「科學」，因此答題必須奠基在相關的學術研究基礎上，不能「想當然爾」憑常識答題。
• 題目是要考生回答「國家或其他關鍵行為者，得以在世界舞台發揮影響力的『面向』」，而非「原因」，因此如果誤讀、誤答成「原因」將嚴重影響得分。
• 有些考生或許會受到前幾年國考熱衷於出三大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而將本題以這三個國際關係理論回答。但觀諸整體題意並無法完全貼合，因此如果堅持要以這三個國際關係理論回答，必須要在前言有完整的說明交代。

• 蘇世岳《政治學(概要)》，台北：高點，2019年，頁16-9~16-21、16-28~16-31。
• A. Heywood原著《全球政治》，五南，頁20～25。
• A. Heywood原著，蘇子喬、林宜瑄、蘇世岳譯《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五南。

• 本題由於題目表述並不清楚，使得題意範圍過大，因此必須要先限定答題的方向才不會偏離題意，是故正確的破題基本上就決定分數的高低。
• 破題部分，首先要說明甚麼是「其他關鍵行為者」；而因為時間切點並不清楚，但鑑於全球化議題是近來國際政治研究的熱點，建議應該分成全球化之前與之後，以三大國際關係理論，扣緊「戰爭」與「和平」進行論述。
• 正文的部分則以全球政治三大面向：權力、安全和正義，分別闡述三大國際關係理論在這三大面向上，全球化之前與之後的延續與變遷。
• 結語的部分，可以延伸全球化下主權國家角色變遷的論辯，以增加答題的深度，爭取更多加分的機會。

所有形式的政治都與權力有關，核心主題在於：誰得到甚麼、何時得到，以及如何得到。現實主義者即明言國際政治就是「權力政治」，權力界定國家利益；新自由主義者和建構主義者也不否認權力的重要性，但前者認為國家並非唯一的權力掌有者，其他關鍵行為者也扮演重要角色，後者則重視權力結構的形成。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對於權力出現兩個重要的討論議題。首先，誰擁有權力，在冷戰時代國際權力的格局即是兩極體系，後冷戰的全球化時期，有學者認為美國轉型為全球性霸權，其他關鍵行為者追隨於美國之下成為單極體系；但也有學者提出，全球權力輪廓的轉型已經變得更加分散和多元化，非國家行為者和國際組織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擁有權力不再是國家的專利，全球化使權力更加分散和無形，除增加全球市場的影響力，將國家置入經濟相互依賴的網絡中，限制國家實質調度的自由外，新技術的出現，特別是手機與網路的使用，也改變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平衡，使得權力變得更加多元化，賦予傳統上沒有權力的個體更強大的作用力。

其次，權力性質也發生改變。因為新技術、全球通訊增加和識字率及教育水準不斷提高之影響，「軟權力」(soft power)對政治的影響力已經變得與「硬權力」(hard power)同樣重要，由此激起一個關於軍事實力在當代全球政治是否多餘的討論，特別是當電視幾乎無所不在的傳播和衛星技術的廣泛使用，意味著無論是戰爭、飢荒或自然災害造成的破壞和人類受難的圖像，幾乎立即在全球範圍內被分享，導致國家和其他關鍵行為者的行為受到世界各地輿論的影響，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安全是政治中最深層且不變的議題，核心問題在於：人類如何在不受威脅、恐嚇和暴力影響下，過著有尊嚴及價值的生活。由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最重要的行為者，安全主要以「國家安全」的形式來理解，其中特別注重軍事力量，但卻陷入「安全困境」的難題；自由主義轉而強調「集體安全」，將注意力從國家安全轉向更廣泛的「國際安全」，而在全球政治時代，安全議程也發生變化，包括「安全區」、「安全建制」或「安全共同體」的發展，這種趨勢與逐漸增長的經濟互賴以及民主化程度有關。特別是九一一跨國恐怖攻擊後凸顯新的安全挑戰，威脅來自非國家行為者，由此國際安全進一步轉為「全球安全」甚或「人類安全」，意味著當代世界人民的安全和生存威脅，主要來自非軍事威脅，包括環境破壞、國際傳染病、難民危機和資源匱乏等。

傳統上，現實主義者將正義視為與國際政治不相干的議題，專注國家利益而非道德考量；自由主義者則堅持認為，國際政治和道德應該齊頭並進，以此消弭自私、衝突和暴力，惟基於主權國家的觀點，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成為國際政治的基本，而在戰爭衝突上則顯現為「正義戰爭」理論。迄今，全球化的深化發展，世界事務中的道德思想，進一步透過「全球正義」或「世界主義」的概念重現。全球正義觀點深植於普世道德價值的信念，這種價值適合於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論國籍和公民身分，由此衍生出全球分配正義的新議題。此外，全球環境正義思想也逐漸發展，包括永續發展、世代正義等議題，使得全球政治的關注點由人類轉而關注與生態環境間的互動。

受到全球化、民營化及地方化發展影響，當今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國家的權力與地位激發一場重要辯論，包括國家權力「衰退說」、「掏空說」與「轉型說」。然而，這種對於國家退卻(retreat)、衰退(decline)甚至瓦解的看法，近來也遭受到「重返國家」聲浪的挑戰，這主要顯現在兩個層面上，首先新安全挑戰與全球反恐戰爭，強化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能力，產生追求「國家安全之國家」；其次，競爭型(competition)國家的出現包括中國與俄羅斯，加上廿一世紀初由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嘯所導致的金融與財政危機，最終仍必須仰賴主權國家的介入，也再一次肯認國家在國際政治甚至全球政治中難以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