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對台政策出現戰略緊縮的轉變。 2019 年元月 2 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上，提出了最新的對台工作指示。這是繼 2015 年新加坡「馬習會」後，習近平主席再一次完整地闡述其對台政策，圍繞著和平統一的主軸線，習近平主席提出五點工作方針 ( 可稱為「習五條」 ) ，闡明達成兩岸和平統一的目標、實踐、前景、基礎與認同。針對中國對台新一波的攻勢，國內主要政黨的回應，大多緊扣在「九二共識」以及「一國兩制」等對中基本原則上。但就中共對台系統而言，習五條最大的亮點應該是「台灣方案」與「金馬四通」，未來如何落實習五條的內涵，將成為兩岸新的交鋒點。

首先，習五條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的一致性與延續性。在習五條剛提出時，有少數兩岸分析專家指出，習五條取代了「江八點」 ( 江澤民主席對台八項方針 ) ，暗示中共中央對台政策路線產生分歧。事實上，檢視通篇文告，習五條並沒有更改江八點的實質內容，甚至還延續了江八點的主張，例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促進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等，在在展現了習五點對江八點的繼承。簡言之，從「鄧六條」 ( 鄧小平對台六點指示 ) 提出「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以來，歷經江八點、 「 胡六點 」 ( 胡錦濤主席對台六點方針 ) 到習五條，大陸的對 台政策有其一致性。這不但展示了習近平主席作為黨「核心」的執政風格：「兩個不能否定」 ( 即 「 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 ) ，也透露出習近平政權小心翼翼，維持與現存歷屆黨領導人內部團結的努力。

其次，「和平統一」的主旋律緊縮了「和平發展」的內涵。習五點的歷史意義必須對照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週年紀念會上的談話 ( 即 「 胡六點 」 ) ，當時台灣正歷經第二次政黨輪替，兩岸啟動了從陸客來台到進行一連串兩會會談、簽署協議的歷程。總結胡六點的內涵， 「 和平發展 」 的主軸線，幾乎貫穿了胡錦濤主席的第二任期與習近平主席的第一個任期。對於中共來說，「和平發展」夯實了兩岸交流的基礎，在實踐「中國夢」的過程中，習近平定調了 「 和平統一 」 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唯一的出路。在這樣的大政方針下，習五條不再談胡六點中提及的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問題，也不再回應是否要簽署和平協議，以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取而代之的是「兩制，台灣方案」與「融合發展，金馬四通」，由此落實習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年」談話所提及，要「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跟主動權」。

第三，台灣方案是要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反思。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考量國內經濟發展情勢嚴峻下的妥協方案，扭轉了毛澤東、周恩來以來從「流血解放」到「和平解放」的基本國策。但由於經驗的缺乏，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並不符合北京方面的期待。從基本法 23 條立法爭議開始，到真普選、歷史教科書審查爭議、雙非問題到港珠澳大橋的一地兩檢等，歸結而出就是佔領中環運動的雨傘革命，以及反送中條例爭議下，香港政局對立的激化與港獨意識的高漲。面對兩制的失序，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 2014 年 6 月公布的《 「 一國兩制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白皮書，單方面重申中共中央對香港擁有的「全面管治權」，明確了過去模糊的「高度自治」的底線。因此，台灣方案構想的提出，就是要避免香港管治失敗的覆轍，要以「統一後」的思維，進行對台政策的部署，其中為推進兩岸關係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所進行的 「 民主協商 」 ，表面上歡迎各黨派、各界別人士參加，但實務上可能越過各政黨，直接連結台灣各地方的仕紳與意見領袖。

第四，融合發展要以金馬四通先行先試。融合發展是中共落實實質統一的一環，其基礎來自於兩岸一家親的「民族大義」，誘因則是中國歷史發展機遇下，讓台灣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的同等待遇。從 31 項對台措施到製發台灣居民居住證、取消台灣居民就業許可證，以及最新的 26 項措施等，北京政府一反過去兩岸協商的模式，改採「單向施惠」的做法。換言之，在中共的設想中，未來兩岸統一的關鍵，可能不是透過政府對政府或者黨對黨的談判，在攏絡累積台灣民心的趨向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的「不流血開城」，極可能成為中共對台方針的最高圭臬。金馬地區地理鄰近中國福建，長期發展困頓，且無台獨的隱憂，習五條提出向金馬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 「 四通 」 呼籲，先行先試，累積經驗而劍指台灣。台灣政府如何在民主體制下回應民意的壓力，恐將讓台灣陷入另一波的菁英分裂漩渦中。

面對中國對台戰略的緊縮，台灣主要政黨多採取戰術守勢的回應。執政的民進黨蔡英文總統提出「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的主張，重申以「壯大台灣」來平衡大國中國的種種打壓；國民黨則以反對九二共識錯誤連結一國兩制的立場，來鞏固一中各表的空間。雖然兩大黨的回應方式有異，但共同的一點是：同樣都迴避在北京所「新開的戰場」 ( 亦即針對和平統一 ) 上，與中國正面交鋒。總統府甚至罕見地召開，只有駐台國際媒體能參加的國際記者會，試圖擴大國際間友我的力量。誠然，作為東亞一個小國的台灣要力抗中國的壓力，確實需要極大的智慧與耐性，習五點擘劃的藍圖不當然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然而，台灣在鞏固心防、統一內部立場的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北京在新一任台灣政府產生的過程中，可能對台灣所發起的諸多攻勢， 「 以不變應萬變 」 是不是現階段台灣對大陸政策最有利的選擇，或者台灣應該 「 轉守為攻 」 ，正面提出新論述來引導兩岸關係的發展，在台灣各政黨領袖不斷將 「 民意優先 」 掛在嘴上的當下，做為 「 頭家 」 的台灣人民不應該再保持沉默，在拚經濟的同時，也應該督促朝野各政治領袖，理性提出最有利於兩岸人民的政策主張，避免台灣在兩岸關係中被邊緣化，錯失繁榮、永續發展的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