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政策的產出大致可分為「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兩類，所謂「由上往下」，就是依政務官的決策與指示推動業務，「由下往上」，就是依照文官的專業決策與判斷，規劃政策擬案供政務官參考。但到底在機關內，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是怎麼互動的？我們要從理論與實務兩個角度，一起來帶大家討論這個議題。
一、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的互動：理論篇
政務官與事務官之互動關係最著名的理論，是由亞伯赫（Aberbach）、普特南（Putnam）、羅克曼（Rockman）等三位學者所提出的，可建構4種不同模式：
| 模式 | 說明 |
| 模式一 政策/行政關係 |
即為傳統行政學對政治人物與高級文官兩者關係的古典理論，前者制定政策，後者執行政策，彼此關係截然分立。 |
| 模式二 利益/事實關係 |
承認政治人物與高級文官共同參與政策制定，但彼此各有不同的貢獻或功能，前者引進利益及價值，後者提供事實及知識；亦即政治人物重視對標的群體的需求回應，高級文官則重視政策的技術效能。 |
| 模式三 衝勁/平衡關係 |
承認政治人物與高級文官均從事政策制定，且均從事與政治有關之工作，其差異在於政治人物負責表達無組織群眾的廣泛性。文官在政策採決前後與相關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密切聯繫。 |
| 模式四 純然混合關係 |
政治人物（尤其是行政機關首長及其他政務官）與高級文官都要扮演結合實質專業與政治承諾的純然混合角色。有些學者稱之為「科層政治化與政治科層化」。 |
二、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的互動：實務篇
上開四種理論中，在我國機關內實務型態多以模式一和模式二為主，這可能是因為我國高階文官（包括簡任文官和司處局長）多半仍是以內陞制為主，這也反映出我國目前屬於OECD所認定的「以部門為基礎」的文官模式型態，政務與常務文官的來源仍有明確的區隔性；但亦有學者認為，我國的政策產出型態常出現「政治凌駕專業」，主因之一可能為憲政體制之故，導致我國政治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兩者間互動沒有一個對等地位，事務官到頂後，不是選擇退休，就是被拔擢進入政務體系，使得政務常務分際的組織文化意識薄弱1。
綜合上述兩種論點，可以發現，在形式上，政務與常務的確出現二分，但或許也正因著這樣的態勢，政務官更能直接影響事務官及政策的推動。筆者自己的觀察，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後，政務官的角色主要是「政策要求」，事務官的角色是「執行政策」，不論是不是可行的政策，事務官都必須依循政務官的想法，產出相對應的公共政策；而兩者互動的型態，或許可從政務官及事務官的強勢（包括態度、專業、能力等）或弱勢來加以說明（如下表）：
表1：政務與常務強弱互動分析
| 政務官 | |||
| 強勢 | 弱勢 | ||
| 事務官 | 強勢 | 型1 | 型2 |
| 弱勢 | 型3 | 型4 | |
(一)型1
型1的互動中，由於兩者皆處於強勢，事務官的技術純熟，專業性高，政務官的政策執行意志高，如果政務官不能夠善納事務官的建議，則有可能導致事務官消極回應，或是雙方出現水火不容的態勢；但如果政務官本身的專業素養或是領導力夠強，亦有可能使事務官甘於為其效命，成為輔助的左右手。 (二)型2
型2的互動中，政務官較為弱勢，事務官較為強勢，這種互動中，事務官主導政策產出的可能性比較高，相對的，政策內涵也會比較有品質；而政務官的弱勢，多半是代表對文官體系的信任，如其習與事務官的互動後，並能逐步信任事務官的建言，兩者可以達成一個平衡。 (三)型3
型3的互動中，政務官強勢，會主導機關與政策的走向，事務官如果屬於弱勢者，可能基於長官權威而無法（或不能）提出較具建設性的政策內涵，便容易導致所謂「外行領導內行」或是「政治干預行政」的狀況。 (四)型4
型4的互動中，兩者均屬弱勢的狀況，目前在實務上較少出現，如同前述，政務官的弱勢是一種對文官系統的信任，但如果這種信任並沒有辦法得到文官系統的支持或政策建言，政務官此時將轉為強勢，而轉變為型3的互動關係。
上述四種互動關係，是目前許多機關的實務狀況，身為（未來）文官的你，必須時刻謹記政務官與事務官的角色和責任。如前所述，政務官的角色是政策要求，事務官的角色是政策執行，事務官不能被動期待政務官的事事指示，而更應該主動瞭解政策需求，並且以一個公共利益的受託者，來提出對應的建議；再者，一項政策的成敗良莠，實際往往是在於執行面的細節與措施；許多政務官有政策願景或理想，但他們對行政細節或流程所知甚少，而優秀的事務官便可在這個階段，適時提出自己對於政策的想法和建議，展現「專業」，獲得信任，進而實踐自己的理想喔～～
1呂季蓉、林俐君、陳敦源，「民主治理下的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關係：以『是的，部長！』影集分析為例」，文官制度季刊，2018.10相關考題：